转向高质量发展需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化解力度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避免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中断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将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和环境。着眼20xx年xx月xx日经指数、英国富时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累计下调幅度分别达到7.2%、7.4%、5.9%和10.2%，一度引发市场担忧类似20xx年xx月xx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20xx年年初，美国政府援引201条款，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保障性关税，打响20xx年贸易保护第一枪。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多挑战现行的全球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

三是国际地缘政z*动荡对油价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XXX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20xx年年初，石油价格已经回到70美元/桶附近，同时欧佩克减产协议延长，利比亚、尼日利亚也将限产。与此同时，全球石油部门的资本支出长期低迷，新增产能有限。如果地缘政z*动荡再起，不排除油价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增加通胀上行风险。

从国内看，一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制度性根源还没有得到消除。20xx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幅度趋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格效应。20xx年GDP平减指数比20xx年高约3.1个百分点。各种形式的金控公司、产融结合、互联网金融、资管产品纷纷涌现，金融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造成了很大挑战。只要监管套利、道德风险、刚性兑付的制度性基础还在，仅仅依靠行政性整顿，难以抑制金融机构规模过度扩张的冲动，已取得的去杠杆成果也可能不牢固，金融严监管任务依然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xx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部分城市房价下降，客观上还是因为需求被抑制。在人口继续向大中城市流动、产业在空间上进一步聚集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够加快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部分重点区域或城市的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的风险约束机制尚不完善。经过三年多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从近期的发展看，地方财政风险在快速变形，且呈现更加复杂化的特点。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不同地区虽然表面上宏观指标差异不大，但在发展质量、财政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地方债务风险区域分化的特征比较明显。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究其根源，还在于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不清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权责不对等、地方仍有追求GDP的政绩观和问责不到位，因此违规融资行为屡禁不止。

四是通胀抬头可能增加政策调整压力。粮食总体增产背景下，不同品种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其中，受最低收购价调整和国内外价格倒挂影响，国内稻谷和小麦价格仍有可能走弱，但玉米年度供求逐步趋于平衡，国内价格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农户出现一定惜售心理。20xx年原油价格年初一度接近每桶70美元，原油减产协议延长一年，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也将纳入限产范围，全年原油价格预计呈现震荡走高的态势。消费商品供给充裕，但服务特别是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服务价格涨幅明显。随着总供求关系的持续改善，产出缺口会逐步收窄，社会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压力也将逐步凸显，通胀预期抬头值得关注。

五是部门间政策协调需要加强。不同部门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但由于获取的信息不同，或者选取的分析框架不同，或者部门利益和立场不同，采取的政策力度有所差异，所以释放的信号可能前后不一致甚至是矛盾。“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成了较大的套利空间。同时，不一致的政策信号也会让微观主体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逐利行为更趋短期化，间接造成了经济运行和市场运行大幅波动。金融监管、财政规范、产业政策、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措施，看似归属不同领域，但实际上背后都有复杂的演进和关联机制，只有根本上加强政策协调，才能避免政策合力结果不及预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