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

蔡 昉

一、引 言

XX领导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今年xx月xx日至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几乎在同一时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１８家农户，决定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形式被称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是同时发生的。１９７９年xx月xx日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地方政府也成立相应机构，管理地方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从统计角度看，多种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并存、竞争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在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以国有工业企业性质注册的企业，仅仅创造了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４．１％，其他部分（即９５．９％）分别为包括私营工业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等在内的２９种注册类型企业所创造。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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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ＧＤＰ增长从而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的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１）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

（２）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３）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４）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在改革开放中兑现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一系列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做出的预期。正如“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改革设计出先验性的体制目标一样，坚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学者，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武断地设定圭臬，以此来比照中国改革和发展。这种先验论点使得许多尝试解释中国改革成就的文献，在主要和关键问题上面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例如，扬和克鲁格曼等遵循其一贯的理论出发点和经验方法，认为中国改革期间的增长类似于多年前他们所批评的东亚经济，仅仅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具有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①这种判断完全无视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与他们对东亚经济的判断一样，其正确性已经为事实所否定。此外，许多研究者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方式与改革出发点，即以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导向的特点，以及以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因而具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特征。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手段下所有的资源动员潜力用尽的背景和条件下

① 扬（ＡｌｗｙｎＹｏｕｎｇ）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只需借助一点小小的技巧，即可把中国的

发展经验化神奇为腐朽。出于这种先入之见，他否认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实质性提高和贡献。参见ＡｌｗｙｎＹｏｕｎｇ，Ｇｏｌ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ａｓｅ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② 详细讨论参见ＦａｎｇＣａ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Ｌｅｉｄｅ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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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的。作为一般性的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正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兑现人口红利，可以形成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如果不是囿于某种经济理论教条，就不应该无视中国４０年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及分享的过程，也没有道理否认这一实践是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的。

首先，处在低位并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的早期研究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的ＧＤＰ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３７％，①而许多稍晚进行的其他研究则估计这一贡献率更高。②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被证明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例如，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③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大多数研究关注到劳动力数量丰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常常忽略劳动力素质的贡献。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④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７％。⑤蔡昉和赵文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８％，人力资本贡献

①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②参见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ＷｅｎＺｈａｏ，Ｗｈｅ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ｓａｈｉｋｏＡｏｋｉａｎｄ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Ｗｕ，ｅｄ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ｅｗ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

③参见Ｃｈｏｎｇ－ＥｎＢａｉ，Ｃｈａｎｇ－ＴａｉＨｓｉｅｈａｎｄ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７５５，２００６；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④ 参见ＦａｎｇＣａｉ，ＺｈｅｎｗｅｉＧｕｏａｎｄＭｅｉｙａｎＷａｎｇ，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Ｄｒｉｖ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Ｌｉｇａｎｇ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１：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

⑤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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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则为４％。①沃利等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１１．７％，而如果考虑到教育水平提

高具有改善生产率的效果，这一贡献率可提高到３８％。②再次，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原则，无论是新成长劳动力还是长期积淀的城乡富余

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６％。③蔡昉和王德文估计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２１％。④更新的研究表明，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５５．１％来自于产业贡献，４４．９％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效应。⑤

可见，中国４０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从要素供给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潜力着眼，蔡昉和陆旸的估计显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期间为年平均９．７％，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期间为年平均１０．４％。⑥

最后，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趋势形成鲜明对比，⑦中国在改革开放促进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城乡就业的整体扩大、劳动力配置结构的

①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ＷｅｎＺｈａｏ，Ｗｈｅ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②ＪｏｈｎＷｈ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Ｘ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６５９２，２０１０．

③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

④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

⑤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７期。

⑥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ＹａｎｇＬｕ，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ＬｉｇａｎｇＳｏｎｇ，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Ｕ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５５－７４．

⑦斯彭斯等发现，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期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从而得出“产业外移毁灭了美国经济”的结论。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ｐｅｎｃｅ

ａｎｄＳａｎｄｉｌｅＨｌａｔｓｈｗａｙｏ，Ｔｈｅ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Ｍａｕｒｉｃ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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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化，以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就业的平衡增长。在持续大规模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变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劳动者收入得以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参与和分享。根据估算，在城乡就业总规模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０２亿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７５亿的同时期，农业劳动力比重从６９．６％下降到１８．３％。①

虽然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通过三种途径或效应，分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赢得了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也创造出庞大的消费内需。第一是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更多岗位，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各收入组的收入都显著提高。第二是工资率和就业质量提高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②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２００９年以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第三是再分配政策力度增强效应。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效果。这种改革开放逻辑和过程，形成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发展新阶段与未竟的改革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把成功的经验甚至不尽成功的教训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需要，对于判断当前发展阶段，认识改革面临新任务的性质也十分必要。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４０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并持续稳定在后一阶段，带来诸多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审视当前和展望

①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７期。

② 由于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以无限供给从而工资不变的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为特征，因此，一旦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稳定出现，我们将这个时间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关于中国到达这一转折点时间的讨论，请参见ＦａｎｇＣａｉ，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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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

随着中国经济跨过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以往的经济增长因素式微，潜在增长率下降，超常规增长速度不再能够维系。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系列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包括：（１）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２）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３）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４）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

蔡昉和陆旸估计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前的约１０％下降到“十二五”期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的７．６％、“十三五”期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６．２％。①此后，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直至在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后，才会回归到均值。②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节奏和趋势已经印证了这个预测。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紧迫要求，而应对挑战需要建立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处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③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幅度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大相径

①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ＹａｎｇＬｕ，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ｐｐ．５５－７４．虽然不同学者和机构的预测数字不尽相同，但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判断还是占主流的认识。

②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按照他们的逻辑，这里所谓的“均值”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蔡昉和陆旸的估计表明，直到２０５０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将高于３％。参见Ｌａｎｔ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ａｎｄ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Ｓｕｍｍｅｒｓ，ＡｓｉａｐｈｏｒｉａＭｅｅｔ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ｎ，＂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５７３，２０１４；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ＹａｎｇＬｕ，Ｔａｋｅ－Ｏｆ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ｉａ＆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２０３－２２５．

③ 如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ｏＣｈｉｎａ，＂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１８７２，２０１６；Ｂａｒｒｙ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ｏｎｇｈｙｕｎＰａｒｋ，ａｎｄＫｗａｎｈｏＳｈ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ｓＲｅｄｕｘ：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ｐ，＂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８６７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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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①就中国而言，只有通过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过去４０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的，由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进一步改革面临着若干难点。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其次，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第三，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从而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利用改革红利，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卡尔多改进的性质，②包括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的必要补偿，特别是对劳动者进行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z*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z*智慧。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等人的研究，把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期间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分别作为改革或不改革的参照情形，对２０５０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模拟，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③而且，总体来说，改革与增长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ｔｒａｄｅ－ｏｆｆ），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

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例如，蔡

昉和陆旸探讨了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可能

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

①Ｂａｒｒｙ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ｏｎｇｈｙｕｎＰａｒｋａｎｄＫｗａｎｈｏＳｈｉｎ，Ｗｈｅｎ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６９１９，２０１１．

② 卡尔多改进（Ｋａｌｄ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是指在一种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体制改革中，通过

制度安排用改革收益补偿改革中的潜在受损群体，从而形成改革激励相容。参见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Ｋａｌｄｏｒ，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４９，ｎｏ．１９５，１９３９，ｐｐ．５４９－５５１．

③ＡｎｔｏｎＣｈｅｒｅｍｕｋｈ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３，＂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１３９７，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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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等效果，发现这些效果预期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①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②沿着报告指引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ＦａｎｇＣａｉａｎｄＹａｎｇＬｕ，Ｔａｋｅ－Ｏｆ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ｐ．２０３－２２５．

② XX领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