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呈现出数据参与价值创造的新特征。搭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进入了快速发展及转变阶段。新时代下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对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截至20xx年xx月xx日本得到应用和普及，并于20世纪50年xx月xx日，某市在xx时下发紧急通知，决定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次日各中小学停课。xx月x日凌晨x时许，又通知各中小学不再停课。短短四个小时，停课与否的转换，让各相关教师、家长措手不及，消耗了市民精力。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个别地区由于城市管理者更换，导致正在实行的城市规划办法被推翻，存在不少烂尾工程，空壳工程的现象，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20xx年，各城市推行单双号限行的管理办法，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研究，个别地区的政策频频更改，“便民”举措变得“不便民”。部分地区存在照搬试点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的情况，没有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导致政策规划“水土不服”，不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另外，在城市的具体事务管理过程中，对于整合治理多采用“突击检查”和“违规即罚”的方法，不能使市民更好地理解城市管理决策的长远用意，管理精细化办法缺乏科学性，导致垃圾未分类、私搭乱建等“城市疾病”反复出现。此类事件和政策实施情况暴露出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决策者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管理措施的落实效果，缺乏长远的规划贯彻出台的政策，阻碍了精细化管理的进程。

2.协同共治的参与性、平衡性有待提升

中国的城市管理尚未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社会各参与主体在自发形成的平台中和政府组织中更偏向于信任自组织平台，对于官方平台的共同管理渠道参与意愿不够强烈。一些城市及下属社区开辟了大量信息交流平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社会各主体参与度不强，建言献策的可实施性、规范性较低。

随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推广，各城市相继在官方门户网站上开放市长信箱、政务回应、意见征集等栏目，来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众等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开展新的尝试。我们对某省下属部分市级的门户网站进行了统计，大部分民众及企业主体倾向于从自身角度提出问题及困难，未给出科学性的解决方案；总体的参与度较低，建言献策栏目发布人数不多；提出的部分方案缺乏可实施性和前瞻性。通过线下调研我们就近走访了xx个社区，居委会在就某政策实施征求意见时，每一个社区固定参与的人数只有xx人左右，在x万人的大型社区参与人数也不足xx人，且大部分为退休的老年人群。

虽然针对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各地都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管理权力的下移仍未形成长效的规范实施机制，各社会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及科学性仍有待提升。

3.基层自治的明确性、规范性有待深化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是中国进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有益探索，此模式是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基础上，形成市、区街道办三级纵向管理体制，通过扩大基层街道办权限，充分发挥其管理功能。然而在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中，其条块特征较为明显，基层自治的明确性、便捷性有待深化。

一是管理线条过多，在实践过程中，每个社委会要对应x至x个行政线条，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压力，自治空间受到侵占。

二是自治属性不突出，按照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派出机构。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居委会需要协助行政部门、法院、人民团体处理大量事务，按照性质划分，居委会完成上级分配任务的优先级更高，而忽略了居民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自我治理的要求，表现出基层治理工作片面化和明确性不够突出的问题。

四、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科学路径

根据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发展进程和面临的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科学路径。

1.加强法治建设与体制改革

XX领导XXX20xx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指出：“要创新城市管理手段。在运用经济、行政手段管理城市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城市管理，建设‘法治城市’。”为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指明了条件。目前，宏观层面上的《城市管理法》尚未出台，但是各地依照各部委条例出台了地方法规规章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进程。

20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xx—20xx年）》，提出的“六化”建设方向包含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20xx年，xx市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见》，提出通过加强法制化、标准化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xx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自觉运用精细化管理的思想，编写了《xx城管执法精细化管理工作法》，这些都是中国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中法制层面的有益探索。

在加强法治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城市、部门方面应结合自身职能，基于时代特征和改革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也应该运用大数据的方式，明确目标绩效考核评价的方法，探索出台城市精细化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施行细则，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管理中基层自治中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快改革进程，创新管理体制机制。首先要加强高位协调，打造先规划、再建设、后管理的纵向管理体制十分有必要，这要求城市管理管中破除各主体横向交流的瓶颈，探索同目标同系统的协调机制。另外要贯彻管理权力下移的理念，充分放权，使市民可以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最后需要建立城市发展成果共享的激励机制，调动各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强化进程推进。

2.坚持智慧引领与模式创新

智慧城市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管理中被广泛应用，是以技术发展推进管理升级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开始的较早和技术领先等原因，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较为成熟。比如，伦敦通过“TalkLondon”等数字化平台，广泛推动社会各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破除信息孤岛的困境；米兰建设数字运营中心，与MI020（米兰城市数据生态系统）中的城市开放数据集成，提高城市管理中的智能化水平；东京打造社会各主体协同参与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共同推进各民生领域的发展。

在国内，发达城市“城市大脑”的运用，在精细化管理中也初见成效，“堵城”xx在全国拥堵排名第x位下降到第xx位；xx的“社区大脑”运用数量巨大的传感器布点，将城市监控、警报、机动车管理等xx个应用场景连贯起来，提升了精细化管理的能级。

未来中国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一是要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升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实现辖区范围内全面覆盖；二是更新网格化管理技术，加强城市的动态监控，建立全国规范的管理平台；三是划分精细化管理单元，加快大数据等适用技术的开发，提升建设效率，整合相关资源，加强智能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同爱好的用户在网上聚合成为虚拟社群，协同分工，共享新知识，为城市精细化过程中的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新思路。虚拟社群作为一个自我发展的平台，可以涵盖市民、政府、企业等多个主体，在这里个体独特性得到最大体现，各主体进行信息交换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政府想要建立协同共治的局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建立本城市、本社区的粉丝社群，促使跨界连接局面的形成，强化碎片化价值的聚合能力，丰富精细化管理形式，更好地关注市民的多样化需求。

3.突出城市品牌与人文关怀

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必须着力加强城市品牌建设。精细化管理需要政府通过大量的数据深入分析城市市民的需求，需求的不同导致不同城市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差异性。面对创新的浪潮，城市精细化管理更加提倡包容，各地应结合自身城市的发展现状和社会各主体的需求，实行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推动城市发展的品牌化。一些城市只是照搬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理论，采用相似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一味强调刚性，缺少包容性，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理念。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应通过精细化管理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征的城市品牌。

城市精细化管理也应兼顾对市民的人文关怀，打造良好的生命场所，在人文方面完善城市管理系统，提升城市管理中的人性指数，彰显人的价值。以地摊经济的管理现状为例，20xx年全国两会召开时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因地制宜地释放地摊经济，给予从业者合法地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x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x%，创近年高峰。放开地摊经济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失业现象，但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在面对诸如地摊经济时，城市管理人员要防治“一刀切”政策的泛滥，倡导城管人员由“驱赶型”向“规劝型”“服务型”转变，各部门探索联合出台办法规范包容地摊经济，给予从业者最大的尊重，使城市真正成为宜业宜居的生命场所。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新技术的应用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城市精细化管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城市的描述是：城市是充满智慧、勇敢、和谐的城邦，公民十分有道德，国家稳定和谐。中国在顶层设计上要求精细化管理权责分明、服务为先、多元共治、创新治理，给城市管理初步指明了方向。精细化管理对于协同共治的主体来说是理念与愿景，更是责任与担当。只有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城市精细管理现代化，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强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力争中国的城市文明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